今年是扶贫攻坚的关键之年。全国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,为明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奋斗。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我不由得想起一段往事。

我如今年逾八旬,1938年出生在北京昌平县(今昌平区),因为当时家庭生活拮据,不足周岁时,我就被卖到了南口平安里胡同十四号的阎家,从此易名阎德泉。1948年12月12日,南口解放之后,军管会一位名叫金松的同志帮我找到了亲生父母,从此又恢复了原名:冯宏来。因为这样的经历,使得我一生不敢忘本,而且一直尽绵薄之力,扶危助困。

1995年初,北京电视台的“北京您早”专栏播发了一条消息,详细地介绍了延庆县有个贫困村叫大云盘沟村,全村30户80口人中,却有30多个光棍汉。因为地处山区,无地耕种,人均月收入只有17块钱,只能用野菜、树叶充饥。得知此事后,我颇感不安。于是,我决定专程去一趟延庆,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后再说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一行就赶到了延庆县政府所在地。县党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。当我说明来意,提出想到大云盘沟看一看的时候,县长立刻派办公室主任杨长纪等人陪我们前往目的地。据陪同的县委干部介绍,这里是延庆县的革命老区,地处深山,道路崎岖,1949年之前是中共延庆县委所在地,当地群众对支援延庆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都有着突出的贡献。我们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,了解民情。村里的情况,让我们非常吃惊:全村只有一口水井,刮风下雨时,村民吃水就十分困难;全村只有一家人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,村民的文化生活无从谈起;村里只有一位老红军的炕头儿上摆着两口袋玉米豆儿,因为这位老同志每月有定量的生活补助金。

在多位老乡的家里,我看到窗沿儿下的大缸里都泡满了柳树和榆树叶儿。我抓了一把放在嘴里尝了尝,味道非常苦。这些野菜成为村民的盘中之物,使孤儿出身的我,心里一直在哭泣、在震撼,并在思忖该如何帮助他们。

中午,我们回到县政府吃午饭,我提出了一个想法。我当时是《人民铁道》报总经理兼任经营部主任。因为我兼任自负盈亏性质的经营部主任,所以我本人的工资、奖金、活动经费、差旅费等各项开支,均在广告提成中列支。这笔钱不多,但我决定,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援大云盘沟的贫困户。我当即许诺:“赠送大云盘沟30户农民每家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100斤大米。”

一周后,我和经营部的几个同志用汽车满载着电视机和大米赶到了大云盘沟,在乡政府的大院儿召开了扶贫大会。乡政府的屋檐儿下,挂着一条“人民铁道报为大云盘沟人民扶贫献爱心”的横幅,等着接受捐赠的乡亲们排得整整齐齐。当时,因为有数家电视台和报社记者在录音录像,我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,便请乡亲们在花名册上签字画押,一户一户地领取电视机和大米。因为大云盘沟交通不方便,有村民肩挑背扛的,也有用单轱辘小车儿推的,还有用小毛驴驮着上山的,场景非常感人。

一位老年妇女拉着我的手,递给我一把长不足尺的小葱儿和一把苦麻儿菜,满含热泪激动地跟我说:“谢谢大兄弟的大恩大德,你收下吧。这是俺云盘沟人的一点儿心意。”她转过身子用袖子擦了把眼泪,一个劲儿地夸我:“你手头儿上稍微有点儿钱,小欧视频 最新地址就惦记着我们山沟儿里的困难户,八成儿你也是穷苦人出身吧?”她老人家的一句话,点到了我曾是孤儿的穷根儿上,我的眼眶也立刻湿润了。

我在大云盘沟的这次扶贫活动,受到了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重视,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快了大云盘沟贫困户的搬迁。时隔不久,30家贫困户分别被县委安排到了条件比较好的各乡各村。

事后,几个新闻单位的记者,要为我写一篇人物专访,均被我婉拒。如懿传泄露版有位记者追问我对这次扶贫活动的感想,我只回答了一句话,那就是:“饱汉应知饿汉饥!”